在管理学领域，提出设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观念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和科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1945年推出的著作《行政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西蒙首度在组织管理中提出运用“设计”的概念。在1969年问世的著作《人工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中，西蒙又明确提出创造人工物的“设计科学”（Design Science）研究范式；随后，杰·加尔布雷思（Jay R. Galbraith）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组织设计》（Organization Design）中，运用并延伸了西蒙关于组织设计的部分想法，基于信息和决策这些持续影响管理实践的各种因素，提出组织结构设计的具体路径，认为组织设计乃是一个决策的过程，必须使组织存在的必要性、部门的形式以及员工要做的工作等能达成组织的目标或目的。[2] 在工程设计领域，可以上溯到罗伯特·麦金（Robert McKim）1973年出版的著作《视觉思维的体验》（Experience in Visual Thinking）,此书作者肯定了视觉化在设计思维过程中的重要性；斗转星移，当时光之箭飞入1980年代和1990年代，罗尔夫·法斯特（Rolf A. Faste）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时，深化了麦金的研究成果，把“设计思维”作为创意活动的一种方式进行了定义，此活动通过他的同事戴维.凯利（David M Kelley，美国著名设计公司 IDEO 和斯坦福大学 d. school 的创始人）得以大力推广，被 IDEO 公司的设计实践所普遍采用。该公司把这一原本驰骋于产品、平面、环境艺术等领域的概念大胆拓展到商业领域，不再始于为研发的新技术找寻市场，转而关注人的真正需求和内在渴望，希冀充分理解消费者，由此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苹果的第一只鼠标、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和 Palm 的个人掌上电脑等，无一例外均是成功运用设计思维跨界协作的结果。1987年，时任哈佛设计学院院长的彼得·罗伊（Peter Rowe）出版了题为《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的著作，详细阐释了建筑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在解决问题、提出方案时采用的设计方法论，“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引发广泛关注。1992年，理查德·布坎南（Richard Buchanan）在题为“设计思维中的诡异问题”（Wicked Problems in Design Thinking）中提出更为宏大的“设计思维”概念，即“设计思维”可以成功应对广泛意义上的商业挑战，实现突破性创新。此文还论述了设计思维如何支持具体生活情境中实现体验的心流，从而让体验设计变得更加智慧、富有意义和令人满足。[3] 今天，鉴于设计思维所扮演的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学术界和商业界的期盼目光。
组织设计及其发展新趋势
现代组织理论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曾为组织做出如下定义：“组织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用人类意识加以协调形成的活动或力量的系统。”[4] 有关组织设计的实践可谓渊源有自，相关文献记载的成果可以远溯到三千年前。有关组织设计的理论迄今已走过四个阶段的演化历程，它们分别是：
1. 古典组织理论阶段
以马科思·韦伯（Max Weber），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和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ric W. Taylor）等为代表。韦伯被后世尊奉为“组织理论之父”，他认为，理想的行政组织成员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实行劳动分工，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人员之间表现为指挥——服从的关系，组织成员须经过甄别、遴选、考试和培训，管理人员实行委任制而非经由选举等产生。他提出这一理论时，社会历史条件尚未发展成熟，因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1940年代后，伴随组织规模的不断壮大，人们认识到韦伯理论的先见之明。但是他的理论主要局限于静态地考察组织内部，而忽略了社会环境对组织的影响、组织与社会的互动、组织自身的演变可能以及组织成员的社会需求等。法约尔的主要工作是工业管理和综合管理（1916）。他提出行政组织理论14条原则和5项要素（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强调组织的高层人员应注重研究人的行为、爱好、能力、性格、工作甚至个人的特殊兴趣等，基于他的理论组建的煤铁联营公司日后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泰勒在其著作《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中提出了组织中生产作业标准化、工时利用科学化等原则。泰勒的科学管理组织理论对推动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他把人看作完全受物质利益支配的动物，抹煞了人的本质属性 —— 社会性，因而即便在美国这一洋溢新教徒伦理的资本主义开放式文化环境中[5]，亦饱受雇主和工会的强烈争议。例如：福特公司运用泰勒制的管理理念，依照“只需按工序将工具和人排列起来，以便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零配件的装配”[6]，产量曾一度遥遥领先，至1918年，福特汽车生产的T型车占据世界汽车产量的半壁江山，但是自此后的第八年开始，福特汽车却不断滑坡，到1991年，也就是距离其巅峰鼎盛期70余年后，福特公司亏损竟高达两百多亿美元。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福特采纳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创造了“效率至上”的奇迹，但却因违背人性的工作方式导致怠工、罢工和劳资关系紧张，跳槽率频发且一直居高不下。卓别林领衔主演的《摩登时代》便辛辣地讽刺、影射了这一问题，是艺术家眼中“科学管理”模型的鲜活、辛酸印证。
2. 新古典组织理论阶段
古典组织理论强调科层制对组织结构设计的贡献，虽然挣脱了旧有的封建关系桎梏与束缚，具有更高效、精确、快捷的特点，但是伴随人在组织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种将组织视为机器，人好比机器上运转的齿轮和螺丝钉，因而忽视其社会属性和心理情感等因素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弊端也逐渐暴露。特别是1933年出版的《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一书中，披露了著名的霍桑实验结果，即虽然拥有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养老金保障制度和娱乐休闲设施等，但霍桑工厂的工人们依然心存不满，工作效率低下。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遂委托哈佛大学乔治·奥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教授的研究小组开展系列实验研究。照明实验揭示，照明条件的变化对生产效率没有显著影响；福利实验表明，不管福利待遇如何改变，都不影响产量的持续上升；访谈实验显示，多倾听、少刻意引导的访谈活动为工人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机会，表达意见、宣泄怨气后，员工心情舒畅、士气提高，产量明显攀升；群体实验证明，工人们为了维护班组内部的团结，可以放弃眼前物质利益的诱惑，由此提出，在正式组织内部，存在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起着调适、协同或控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上述实验推翻了以前把人视为“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颠覆了物质激励是刺激人们工作积极性唯一动力的设想。在这种情形下，新古典组织理论应运而生。它在组织理论中引入了“人”的因素，以行为科学和心理学为指导，深入研究人的作用、人际关系以及如何激励人的行为，在组织形式上倾向于扁平化，为组织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3. 行为组织理论阶段
契斯特·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于1938年出版了著名的《管理者的职能》（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一书，被誉为美国现代管理科学的经典著作。1948年，巴纳德出版了另一本重要著作《组织与管理》（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他认为所有组织都包含三个要素：合作意愿、共同目标和沟通。他提出的关于协作等组织理论，为行为组织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借鉴，并使之成为社会系统学派的奠基人。此后，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人类需求五层次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佛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rick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人们工作动机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因素，一是保健因素）、戴维·麦克莱兰（David C. McClel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 个体在工作中存在三种需求：成就需求、权力需求以及亲和需求)、麦格雷戈（Douglas MC Gregor）的X-Y理论(人的行为表现并非由固有的天性决定，而是由组织中的管理实践所造成)、薛恩（Schein EH）的四种人性假设理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应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波特-劳勒激励模式（Porter-Lawler's model of motivation，将激励过程视为外部刺激、个体内部条件、行为表现和行为结果共同作用的过程）等均对组织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4. 现代组织理论阶段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知识经济的到来，大量体力劳动逐渐被脑力劳动所取代，高等教育的普及，使拥有高学历的年轻人比例不断增加，组织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本土化生产向经济一体化和分工全球化转变等。面对动荡社会不确定性增加的大趋势，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指出，面对组织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僵化和效率低下，对“人”的研究应该放到最核心的位置，建立一个能和外界进行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的开放组织系统，也许是有效解决之道。[7]
早在2002年，美国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举办了“作为设计的管理”（Managing as Designing）研讨会，该会探讨了一个崭新的前沿议题，即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创新”同义词的“设计”，究竟如何在管理与组织变迁中发挥作用。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纽约大学主办了题为“组织设计”的小型工作会议，旨在发展组织设计的科学基础，探讨如何从广义层面提升组织效率。上述会议的举办促使设计师们开始思考，他们的工作究竟会对组织产生哪些影响？反过来，组织的存在，对设计师的工作又起到何种作用？上述会议的举办促使大家达成一致共识，即认为组织犹如“人为制造的产品、人类创造的作品和社会的产物”[10]，因而可以被富有智慧地预先加以设计。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批准号；16BG121）：“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设计艺术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Zachary Stein. “Modeling the Demands of Interdisciplinary: Toward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Interdisciplinary Endeavor”. Integral Review, 2007(4).
[2] Jay R. Galbraith. Organization Design：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iew.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