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博士项目研究

考研

入学还是从我那个特别的博士项目说起吧。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双博士项目的第一位正式学生。项目由日本财团日中友好基金提供奖学金支持，总共四年，前后两年在北大，中间两年在早稻田大学，需要完成两校各自对博士生培养的各种要求。毕业时分别提交论文、进行答辩和授予学位。早大论文可用日文或英文写作。虽然我的英文一般，但日文更差，也就只好硬着头皮（也厚着脸皮）用英文写作了。我是07年9月底通过北大对联合培养的遴选，进入硕博连读阶段的。转博后，在北大循规蹈矩上了一年的课，完成了各种课程规定学分，并被朱锋老师收入门墙。在陈志瑞老师的提携下，两篇课程论文经过修改发表在了《国际政治研究》上。除了毕业论文，北大博士学位的硬性要求算是基本完成。因此，当我在08年秋天抵达东京时，国内的负担基本放下，此前对政治学研究科毕业之难多有耳闻，对日本学位已不抱多少期待，完全是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那份无欲无求的轻松真是前不曾有，后不再来。早大开学第一天的见面会上，导师田中孝彦先生就明确了一点，我的北大论文和早大论文必须是两篇分开不一样的论文，而不能是一项研究的不同版本，以免不必要的猜嫌和纠纷。此前一度有过的“一菜两吃”的取巧构想瞬间破灭。到中午一起吃饭，刚落座，田中先生又以日本人少有的直率感叹道，“三年写两篇博士论文，想出你们这个项目的人真是太疯狂了！”大概发现了我的低落，他又微笑着盯着我说，“不过等你毕业了，手上就会有两本书了，好像蛮厉害的样子，要不就努力试一试吧”。是啊，反正有北大兜底，那就试试吧。第一个学期的主要任务，其实是早大博士生资格考试，需要准备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学两个领域几十本的经典书目，不过并不算难。对未能去美国读博多少有些不甘，我于是给自己加码，从网上找来了普林斯顿和耶鲁的资格考论著目录，吭哧吭哧地看了起来。考虑到较之国内，早大在研究方法的训练上要更系统细致些，于是针对早大方面的学分要求，我又集中选了几门研究方法类的课程。初来乍到的我就操着半通不通的日语，上起了此前几乎毫无基础的博弈论之类的课程，没想到期末还拿了全优。刚考完试，收到授课的须贺教授的鼓励电邮说“下面期待着你写出精彩博士论文”的时候，才发现一学期过去，早已把论文放到一边了。

换题
学期末的师门研讨班轮到自己“发表”，我只好把申请项目时的研究计划又谈了一遍。当时的题目大概是“走向最后关头: 日本侵华压力下中国的国内整合”。初步的计划是以对三十年代中日关系与中国内政互动的历史研究作为早大论文，再发展出对外部压力与内部整合关系的理论分析论文提交给北大。可是半年多里越琢磨越觉得这个坑挖得太大了。如果做理论文章，则变量关系复杂，无法驾驭；而做历史研究的话，材料不足且收集不易，更非时间所允许。研讨中，老师和同门的意见也大体如此，我大概准备放弃它了。按时写完早大论文分明已经无望，顺着资格考试的惯性，自己看书的瘾倒是被养得越来越重，居然立志要把剑桥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几套书系的书目都过眼一遍。恰好课程压力已经过去，下个学期就干脆多读些书吧。如此大概又过了半年。那个春夏真是此生无比怀念的时光，大概每天都能翻看一两本专著，累了就到宿舍旁边的后乐园走走。虽然这种漫无目的的泛读只能是观其大略，不求甚解，但是配合资格考清单和各种课程大纲，对整个学科的格局脉络算是有了基本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学方法开始看文献，在这段时间里锻炼出来的自主学习的能力，让我在之后的学术发展中受益无穷。好景不长。许是太过辛苦， 也或许是参与师生研讨课后的饮酒会太多，居然闹下了一次急性胃出血。某日早起竟呕出黑血来，当时真的吓得够呛，几位同伴照拂着赶紧把我送去医院，总算并无大碍。这时候已快临近期末，正好国内有些会议的机会，征得田中先生的同意，我也就回国休养身体了。在北京参加了一些会议，又在家呆了大半月，身体渐渐复原。临出发回东京前两天，因为无聊，习惯性地在北大图书馆里随便翻书度日。结果，鬼使神差地在待上架书的小推车里看到了本科时曾读过的邓野先生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依稀记得该书讨论国共两党在日本投降前后一两年间的政治博弈颇为精彩，也正契合自己外交与内政互动的大研究方向。左右无事情，不妨再读读看吧。没曾想坐下来看了不一会儿，我就忍不住拍了几下大腿。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好选题么！想起之前上博弈论课程时，我就特别琢磨了James Fearon，Robert powell等人有关战争起因的讨价还价模型（bargaining theory of war），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时突然想起，难道不正可以将这一模型的洞见引入，重新思考国共之间谈判破裂与内战缘起，特别是进一步评估外来干预与内战爆发间的关联机理么。有了新的视角，以往研究论证逻辑的不完备之处也就显露出来，一些纠缠已久的辩论或将有全新的解决之道。通过更前沿精细的理论框架，给予既有现成的历史材料新的解读和组合，并进一步挑战和发展已有的历史解释和假说，可能是更为务实的创新之道。兴奋之余，我赶紧冲出图书馆跑到书店买书，随后又下载了邓先生以及汪朝光先生的若干论文，大概了解了国内可倚靠的档案材料与既有研究状况，然后就匆匆再飞日本了。

启动
回到东京，和田中先生汇报了自己的新计划。老师也觉得新计划将突破的重点转向由新问题新材料转向理论前沿而来的新视角与新见解，可以更多地借助已有研究，以知识交叉应用求创新，应该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于是改题的事情就确定了。接下来，我开始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为基础，排比国共若干关键人物的年谱日记等资料，结合已有史家著述，编列1944年-1946年间相关时间的大略年表，特别关注由日、美、苏所带来的冲击如何改变了国共双方对于彼此的认知和策略。大半年下来，最终聚焦到若干个值得重点研究的专题，形成了论文的框架结构。这项工作费时耗力，甚至有时有重复劳动的感觉，使得论文的时间进度大为迟滞，但也确实考订出一些向来钦慕的学者在论著时的疏失。如此自己一一爬梳得来，比之转述他人，到底多了几分底气，对于论点和证据也就更有自信了。如果有何遗憾或说教训，那就是太急于推进，未及将资料长编的各种收获及时录入文字，结果后来正式写作时又得重新翻找。正当我稍有信心，向导师组提交了具体计划和有关马歇尔调停的一章草稿，准备开题考试的时候，却不曾想陡遇枝节。教务突然通知，由于系里改革，早大对我的要求是必须跨不同学科领域获得学分，而我之前选修的课程都为方法论课程，因而并不能满足要求。这意味着我还得在最后一个学期里重新修读几门课程，才能够参加开题。事已至此，开完题再回国已不可能。我一方面和导师组的老师商量，在回国前听取他们对论文的指导意见，完成实质性工作，以后再补办开题手续，另一方面回国转眼就在眼前，我也该想想北大博士论文了。对于北大博士论文，虽然一年多不曾上心，我倒还有一份虚妄的自信。自硕士入学以来，我就一直关注中国崛起与国际制度和规范的演变问题，对相关前沿文献还算熟悉。在梳理整合相关研究而成的一篇“议程口号”类的习作，在前一年暑期回国的时候参加了一些会议，得到的反馈居然还不错。此时，和我一起到早大的几位同窗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如何协调两校导师对研究课题意见差异很大的困扰。这也坚定了我分开写两篇完全不同的论文的决心，准备做一项有关新兴大国与国际制度规范演进的研究提交北大。问题意识与理论背景基本有了，剩下就是寻找值得思考的经验困惑与实证案例，将之付诸实施。几乎也是凑巧，在翻看早大国际教养学部日本史外文参考书专架的时候，我找到了日本学者岛津直子有关日本与在巴黎和会上提交种族平等议案的相关研究，又联想起早前读过的Paul Lauren的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一书提供了大量的类似案例，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再想到我的北大导师朱锋教授作为国内第一位国际政治博士其博士论文研究的也是国际人权问题，简直是绝妙的传承。以国际人权规范作为具体问题领域的研究思路很快明确下来。我也抓紧时间在早大收集起资料来。时光匆匆，在日本的两年学习很快到了终点。回国前道别时，田中先生告诉我，他即将担任早大政治学研究科的科长，任期两年，可以想见未来两年会各种事务缠身，同时又表示对我的论文还是有信心的，期待我保持耐心。透过日本人特有的婉转暧昧的表达，信号其实是明确的：那就是你拿学位大有希望，但是未来两年你就暂且忍耐下吧。如此，我的规划就明确了，一鼓作气完成北大论文，拿下学位，找个工作，然后再徐图早大论文。

北大论文
就这样，我回到了北京，正常的博士培养过程也只剩下一年，时间顿时变得分外紧张。在9月中顺利通过视频完成早大论文的开题程序后，紧接着就是北大的开题了。现在回想，那时候真是空疏得可笑，本以为选题会得到赞扬，没想在几位审查指导老师的丝毫不留情面的轮番批评下，我的年少轻狂转眼就成笑谈。我此前疏于专注思考操作问题而导致的一个重大漏洞暴露出来。那便是虽然我准备了一些经验材料，也有了个大体的思路和方向（从规范体系的内部矛盾复杂性切入规范变迁研究），但一切却都还是模糊笼统的。虽然有了研究议题和思路，却并没有形成一个具体明确的经验困惑和理论假设，换言之，论文还并没有一个可以操作化的工作路线（后来等我当上了别人的论文指导老师，对这一点的你认识和体会也就更发深刻了）。开题虽然侥幸通过了，我也却陷入了长考。不过思索归思索，时间不等人，好在我也没有停止码字（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而是边写边想，首先是结合国内找到的材料补充在日本时候的前期准备，陆续将各种可能遇到的外文材料翻译和标注停当，补充了一章节有关民国政府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草创的案例。如此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某次给老师当助教时涉及到霸权稳定论的内容，突然想起，何不从动机和能力两个维度来框定思考和论述么。由此再联想到刚刚读到的有关社会身份理论和国家荣誉动机的研究，至少一半的理论框架已呼之欲出：打破西方中心和民主迷信，强调非西方大国改造人权规范的主动性，从积极身份构建的角度解释这种积极动机。一个突破点已经找到了。我一下子有了写作的底气，之后的时间里，基本以两三周一章的速度推进论文的写作，到放寒假前，除了导言和结论，文章的其它部分已经大概完成了。不过，都还只是毛坯，骨架脉络和形状线条并不清晰。这个时候，久久没有突破的能力维度也突然来了灵感，而这多亏了学友们的交流。如果说写博士论文期间有什么特别值得感念的东西的话， 就是在李巍学长的引荐下加入了由蒲晓宇兄组织的一个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的网络讨论组，并由此结识了不少学术挚友以相互切磋。陈定定老师和王学东老师加深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刘丰兄惠赠的他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来的专著就成了我写作过程中时时参照的范本。年底时，我又收到杨原转发的清华孙学峰老师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关于大国合法性崛起的小范围交流，也正在会议中途大家聊起合法性塑造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之前看到过有关说辞压制的研究，正好可以和我之前准备的有关国际价值规范体系内部多元复杂性的思路相衔接，构成另一个创新和突破点。灵感总是不期而遇，最后一块拼图终于找到了！带着这些新思路，我收集打包好相关材料回家过寒假。一方面，隧道尽头已经露出光亮，心态日渐放松，又有两年未曾在家过年，玩得也尤为尽兴；另一方面，往年假期带回家的书啊啥的都成了摆设，这回偏都认真看完还转换为文字。结果，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便从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写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中间大概也就吃饭时停下来出去走了两圈，其它时间几乎都在码字，结果一天大概写了近两万字的样子，愣是一口气把文章的结论和导言都给写出来了。第二天又把理论章节重新整理了一遍，发现前未有的顺畅。后面两三天又调整了案例部分。一周时间里，论文的初稿居然就出来了。北大论文大局已定，为了给自己动笔修改前一个冷却期，我一方面把论文发给几位朋友，听取意见，另一方面也重新捣鼓起早大论文来，不过，更重要的是，终于也得要关心下找工作的事情了。没想到去上海寻找教职的两次尝试，一次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一次在上海交通大学，都无比顺利地达成了意向。特别是在面试过程中得到了相关老师的意见和批评，帮助自己冷静地做了一番反思。四月清明假期过后，到交大工作基本确定，我又重新集中到北大论文的最后润色修改上来。宋伟老师特意给了我一次在学院组织的博士生论坛上听取意见的机会，还特意把正在访问的江忆恩教授请来，指点我如何把论点和论证逻辑更加清晰化。有了这些准备，预答辩时都比想象中的顺利。答辩后几位评阅老师还询问我是否有意去他们单位工作，这背后有导师的引荐，也有各位老师的垂青，让我至今感念不已，因而也更相信论文写作与找工作并不矛盾，一切都是要靠具体的研究成绩说话的道理。遗憾的是，正当师徒二人踌躇满志，准备进一步修改论文，争取参与北大甚至全国优秀博士生论文评选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论文外送盲审成绩里，莫名奇妙了出现了一个C的成绩。更有意思的时，小项里得分最低的指标恰恰是在其它几份评审意见以及预答辩时其它老师给予评价相对最高的方面，虽然其它几份评审成绩都是最高等第，但按照北大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我失去了评奖的资格。这当头浇下来的一盆冷水，当时觉得是莫大的挫折，还消沉了好一阵子，直到开始办与工作相关的各种手续，那份不成熟的不平才慢慢淡下去。后来真正入了行，经历的各种事情多了，知道了学界评价标准的复杂，才发现还是那时候老师们开解的对啊，这都算得了啥呢。论文答辩如走过场般顺利结束了。在北大最后的一段时间，别的同窗都在享受毕业前的时光，我却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对付早大论文这个让人糟心的半拉子工程了。一来自己分明是不甘心的，二来形势也清楚了，虽然交大这个新东家已经决定破格要我，但也明确要求我既然还有机会就一定要把这个资格补圆满。所以我一方面开始准备入职后将要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另一方面却又回到了此前的节奏，开始抓紧时光利用北大以及北京所能提供的各种条件来收集资料。

青椒的苦恼
如果说从早大入学到北大毕业的近三年时间里，我是在北大论文和早大论文两条战线上左右支绌的话，那么毕业后我要面对的境况就更加困难了。作为青椒，每年都有教学和科研的考核指标要完成。我还算是个遇事先有筹备的人，教师以站稳讲台为根基，入职后的第一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备课上。早大论文也只能零敲碎打的推进。现在想来，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竟是冬天朝北宿舍里开着空调也驱不散的潮湿硬冷，打字没一会儿手就会觉得发僵。这年正赶上学校大兴土木，图书馆关门，办公室和杂物间无异，一直习惯在图书馆看书写作的我，居然找不到校内的去处，只好一有空就往上海图书馆跑。本职工作之余，筹备婚事不提，学院里的行政事务也找上门来，而且恰恰遇上了四年一度的学科评估重头戏。近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根本无暇准备其它（好在最后结果不错）。这时候除了家人和同事的支持，最重要的助力其实还是博士期间打下的基础，特别是北大论文每每成为应付各种指标时可以救急利用的资源，我也再次感到了田中老师之前所说的“两本书”的用意了。靠着在北大论文所写成了研究思路和框架，结合正在兴起的保护的责任议题，我终于顺利找到了一个阶段学术工作的支撑点，顺利申请了一些课题资助，也完成了应付考核要求的几篇文章，如此度过了最艰难的起步阶段，教学有了经验，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难归难，但早大论文还是要坚持，虽然甚至中间还遇到过电脑出故障而同日U盘无法读取，近一个月的写作成果瞬间化为乌有的挫折，好在资料已经基本准备停当，思路也越发清晰起来，无非是苦苦支撑着码字向前罢了。一年时间过去，当我得知田中先生两年的任期结束，由于无人接任，不得不继续连任两年科长时，心中真是悲喜交集，五味杂陈。一方面，自己的论文初稿虽然呼之欲出，但毕竟还差了一口气，连封顶都没有，更别提装修。另一方面，导师继续没空，我又不知道还得等多久了！如此又经过了大半年，在我北大论文写成大概两年之后，早大论文居然在零敲碎打中艰难推进完成了主体工程。而在摆脱了这个近两年的困恼后，我的学术生产力居然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和释放，一口气写出了好几篇论文。原来不知不觉间，其实自己并没有停止对其它问题的思考和准备，而只需要时间来转化为文字而已。我终于可以解脱出来了。然而，早大论文毕竟没有完成，学位毕竟没有拿下。之后的时间，无非就是等待田中老师从行政事务中脱身而出罢了。发出去的邮件如石沉大海，好几次自己都恨不得能飞到日本去探探情况。亲友和同事好意不断询问，更加重了内心的焦虑和煎熬。那时候真是心里苦啊。收不到老师的反馈意见，也只好自己反复推荐琢磨。后来比较前后的版本，没想到就在苦苦等待时机的日日夜夜里，论文本身也在反复打磨中经历了很大的改进。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我对于相关理论文献的理解更加到位，利用上海图书馆等提供的帮助，我又充实了更多的史料，对文字也做了更多润色。都说论文修改是个无底洞，要改总是可以的，可不是这个道理么。2014年9月提交了论文，没想到田中老师一场重病，我又被拖了大半年的时间，幸好在2015年底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了论文答辩，并且最终在2016年4月通过了最终审查，拿到了博士学位。而这时，距离我填写早大政治学研究科的入学申请表，恰好过去了整整八年。巧合的是，也就在早大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我得到通知，在北大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书稿得到了国家哲社后期资助项目，第一本专著的出版进入日程，还摆脱了自己对自费出版困局的担忧。以两篇北大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英文论文为样稿，我又有幸获得了牛津-普利斯顿联合全球治理博士后项目的职位，终于一圆到世界顶尖高校学习的夙愿。而我目前所从事的中国崛起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研究，其中的一些原创新的思路和方法，恰恰来自于之前对于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研究。虽然早稻晚熟，耽误了一些机会和前程，博士期间潜移默化的那些积累，成了我开拓学术道路不竭的动力源泉 。

反思
如今回望，写博士论文的各种甘苦，真是唯有自知。和人生的其它阶段一样，它总不可能一番风顺，注定会出现一些意外变故甚至挫折（如果真的一帆风顺，但倒真的该警惕了），但还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特别是永不放弃的坚持。博士论文首先是想出来的，但到底还是要写出来的，或者说是熬出来的。思考和写作的时间配比，每个人的风格和倾向不同。在我看来，写作本身就是最好的思考过程，它不仅仅迫使思考更加准确具体，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灵感是在写作过程中实现的，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何时出现。同样，找材料和写论文也不应该有先后之分。材料是永远找不完的，材料只有转化为文字，在真正成为材料。迫使自己不断地按时写作，学而时写之，或许正是避免和克服拖延症的一大良方。所以还是写吧，说到底，博士论文写作无非是一个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个达到质量要求的学术产品的过程罢了。博士论文首先为学位服务，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获得学位便是它最大的价值，其它考虑都可以是第二位的。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完美的研究，有的只是足够优秀的研究。我们或许不应该期待博士论文就成为代表作。作为对自己进行试炼和储备的过程，其关键价值是使自身获得进一步从事学术职业工作的入行资格与基本的储备。 李连江老师曾提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学者是在玩泥巴。将它这个比喻略加拓展，我想说的是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就是首先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块有价值的泥巴（也就是一个熟悉的领域和材料），找到自己型塑泥巴的范型（理论），然后就是不断试炼出最适合自己的处理这块泥巴的手法和工具（研究技能）的过程，你的第一个作品或许并不一定出色精彩，但其间的收获应该能够说服你在这一行当里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