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务院批准，2011年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和文学门类并列的艺术学门类，艺术学门类下设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影视戏剧学及艺术学理论五个一级学科。艺术学成为独立门类后的升级和调整，对艺术各部门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今年是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的第七年，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稳步发展，从学科结构和理论体系的初创期开始向成熟期迈进。高校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大批艺术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在中国艺术学研究中成为重要的主力军，以年轻、活跃的姿态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学术作用，他们对当下艺术问题的学术研究具有良好的学术敏感性和原创性，积极参与到艺术各部门的构建发展中，推动中国艺术学研究向未来的新领域、新话语、新范式的转向。 在此背景下，2018年11月24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以“面向与转向：建构中的中国艺术学”为主题举办首届艺术学博士论坛，邀请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文博系统的博士学者近90人，就“中华传统美育体系研究”“中国传统工艺造物体系研究”“中国传统美术造型体系研究”“中国艺术学研究范式”“地域艺术与中华美学”“当代设计与美好生活”“艺术化乡村建设实践个案研究”七个分议题展开三个分组讨论。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董占军在开幕式上作致辞发言，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徐磊主持开幕式。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潘鲁生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孙建君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夏燕靖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宏教授，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薛娟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秘书长李修建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孙晓霞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安丽哲博士，《山东艺术》杂志社主编崔洪涛先生等出席了论坛开幕式。 董占军、夏燕靖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董占军表示，2011年经国家批准，艺术学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独立出来，这次学科升级和调整为艺术学各个门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同时艺术学各个门类在创新发展的问题上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在国内首次出现，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各个层面，如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教学与科研、学科构建，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去做。总体而言经过七年的发展，艺术学学科建制与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学科构成与学科结构日益清晰，这些部门的成绩显示了艺术学学科发展开始朝着学科成熟发展的阶段迈进。 近年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确立了以设计学为主导、美术学为基础、艺术学理论为理论支撑、传统工艺美术为特色的学科专业建设布局。“十三五”期间，学校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明确学科发展方向，注重学科互补，构建“以设计学为主体，美术学为基础，多学科为支撑，其中艺术学理论为理论支撑，传统工艺美术为特色”的学科布局，形成艺术学、文学、工学、管理学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体系。此次论坛的举办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45周年校庆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也是首届举办，明年或者后年还会有第二届、第三届，每一届的议题和参加论坛的成员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同时希望将这个论坛常态化，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 夏燕靖在致辞中提到四点：第一，立足于当代艺术语境的话语，关注当下，构建中国话语的艺术学，与世界艺术展开对话已经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本届论坛“面向与转向——构建中的中国艺术学”是对艺术问题立足于时代提出的一种思考，也提出了一些回应。第二，借助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科优势，论坛七个分议题涉及到艺术学各个部门的研究，规模庞大，不仅包括当下的美育热点话题、艺术人生、艺术乡村个案，也突出了设计学的问题思考，包括传统造物、造物思想研究等等。第三，论坛为艺术学青年学者搭建良好的学术平台，他们是学术领域的生力军，这样一个学术平台让大家看到艺术学青年学者在各个学科发展领域的新思考，也是有效的沟通和学习，本届论坛不仅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首届艺术学博士论坛，其实也是整个山东省首届艺术学博士论坛，在这里汇集了很多的学者，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第四，此次论坛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科发展和教学成果的一次高水平亮相，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全国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主题发言：问题导向与理论转变 七位学者精彩的主题演讲，分别从学科构建、研究方法、培养体系、艺术个案等角度切入，以宏观或者微观的视角阐述艺术学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带有强烈的学科意识和前瞻意识，对学科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性和建设性。 从2011年学科目录调整以来，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基础、学科框架和建设等问题的操作性、依据性，一直都有探讨。中国艺术研究院孙建君研究员以《建构中国特色的艺术学体系》为题，阐述了艺术学的基本概念：作为一门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其中有哪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呢？他认为首先是艺术史，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本比较成熟的艺术史，门类史当前还有所发展，但是艺术史不能等同于门类史，它里面包括各门类的发展，以音乐和舞蹈、美术和戏曲、民间美术和戏曲为例，说明艺术史主要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艺术的产生从发生学、传播学、艺术实践来总结，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是研究在什么时期出现什么样的艺术形式、艺术现象，怎么成熟的、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艺术史是非常重要的。他还从学术品格或学术精神提出四个方面要求，即道一、德一、诚一与行一。由此，他认为，在思考艺术学研究生教育和培养目标体系时,要坚持三个体系建设：第一，长远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体系，或者说是学科规划、建设与发展体系；第二，规范的教学培养与管理体系；第三，科学的人才选拔与评价体系。最后他从多年的民艺研究角度出发，认为民间艺术研究是艺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艺术史的角度注重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弥补艺术史中民间艺术史的不足。 夏燕靖教授在《中国传统工艺文献阐述的造物思想轨迹》发言中首先谈到，从“文化自信”来看“中国话语”，透露出对中西话语博弈的问题意识。他认为，近代百年以来的学术是以西学塑造中国的研究方式和学科定位，讲的是“中国话语”但是用的是西式的思想方式来进行表达，因此“文化自信”的提出，给学界带来非常深刻的思考，即如何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自己的历史，或者是讲述自己的学科意识。落脚到中国传统工艺，夏燕靖教授指出，中国传统工艺文化很多是博物馆历史甚至是墓葬艺术，这些要构成一个思想轨迹有很多的弱项，而文献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就文献记载条目分类来看，关于工艺文献的条目大多是归为传统文献分目中的“技艺”与“营造”之类，不难发现，从先秦到明清的各种官书则例中均有专门差遣工部官员进行编写的记录。他以《考工记》《艺文类聚》《古今图书集成》为例，强调文献是重要的释读内容和依据，不仅是加深理解自古至今造物活动传承中的“匠作之业”思维方式，更是通过对这一庞大的“匠作之业”文献互证进行探究，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工艺技术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如何以物质化载体通过文献的思想呈现，把它互证以后形成对文献验证的认识？夏燕靖教授提出三点：第一，古代工艺文献的呈现方式。具体可可归纳为四大种类。一是散落在不同种类的经学典籍或文论当中的工艺文献，如《周易》《周礼·考工记》以及诸子百家言论；二是收录在别集中的单篇文献篇目或专题论著，如李渔《闲情偶寄》等；三是官修典籍中的工艺条例或官修工艺成例，抑或是民间流传的工艺则例等；四是散落于各种正史、笔记、野史、丛书、类书等综合性文献中。第二，古代工艺文献思想的体现。通过古代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其涉及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括对工艺思想的阐述以及对工艺制作与流程的诠释，而且还有对工艺赏鉴品评以及对“物与物”和“物与人”的关系解说。但是不能仅仅对形而上的思想进行把握，同时还要关注技艺，如果技艺缺失了，这个艺术的传承就变得荒芜。 第三，古代工艺文献的还原，这是对古代文献研究的重要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如何通过这些文献的细节或者是叙述的框架，是否能够真实作为一种参照，这样能够丰富发展自己的艺术史、设计史。最后他提出，中国古代工艺记载或思想呈现，还没有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然而，古代留存下来的工艺器物分明是在一定理论体系支撑下孕育生成的，这就要求时人将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的工艺文献进行有效整理和解读，将古人并未勾画完整的工艺理论体系化。 薛娟教授结合申报的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成果作了《浅析唐代建筑空间艺术对东亚各国的影响》的发言。她指出，唐代对东亚各国的艺术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尤其对日本的影响无需赘言，但山东沿海的新罗时期古村落则是过去学者普遍没有关注的。她搜集了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从山东半岛开始推进一直到海南的新罗僧人修建的一些遗址资料，通过对这些古村落遗址的测绘研究、文献检索，以及对相关的佛教建筑古村落的民居建筑进行空间方面的设计研究等，肯定了唐代建筑对新罗建筑的影响以及中国和新罗佛教艺术之间的传承关系。最后她认为，在亚洲诸国与唐的交往之中，新罗国尤为突出，新罗传承山东半岛的历史文脉是肯定的。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碰到很多的困难和瓶颈，包括结构、造型，另外受自然条件、政治因素、物理资源、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制约而产生了一些与中国佛教建筑艺术有所差异的地域新特征，但是研究唐朝中国沿海地区新罗侨民古村落和在华新罗佛教建筑有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包括对现在的经济旅游、文化交流也都是有着重要价值。 宋润民教授《美丽乡村建设中的视觉重构探析》的发言是基于他近几年从事艺术乡村建设提出的。首先他认为，艺术乡村建设问题有很多是视觉问题，这个视觉包括建筑和空间的问题。其次，他通过以视觉文化作为切入点，提出三方面的个人认识：一是景观中的视觉美学特征，其中包含三个部分，乐山乐水的自然之美、向往隐逸的视觉偏好以及和谐中的生气活力视觉秩序；二是传统村落景观的视觉呈现方式，具体为掩、框、漏、折的视觉控制和开合变化的视觉空间秩序；三是传统村落景观中的观看的形式。由此，宋润民教授认为，以视觉文化作为切入点探寻先人营造故土家园的视角与智慧，分析传统村落景观中的各种“观看”行为及视觉叙事的认知，解读传统村落的景观人文内蕴及空间营造方法，能够为当下的美丽乡村景观建设提供以资借鉴的思考的新维度。 李修建研究员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中华文育精神”概念出发探讨中国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他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中华美学精神”：第一是“气化论”的宇宙观；第二是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第三是社会结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第四是政治秩序，天下体系，多元一体。他进一步提到，从以上四个基础来理解中华美学精神，民间艺术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层面。他以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在题材、色彩、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对比为例，说明文人艺术和民间艺术因为创作主体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素养的不同，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面目，这种面目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一个是静的艺术，一个是动的艺术，从审美的感觉上一个是沉静的，一个是欢腾的，文人的美学是一种沉静的美学，民间美术是一种欢腾的美学。最后他强调，两者都体现出来了对于生命精神的肯定，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完整内涵，对于中华美学精神民间维度的反思也有重要价值。 李宏教授以《西方美术史方向博士研究生的研究现状》为题发言。他回顾1978年至今40年的西方美术史发展研究历程，认为大致有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肤浅的西方美术史研究阶段，他解释说，很多人写了一本西方美术史的著作，就认为是西方美术史研究的专家了。第二个阶段较之略好，开始有问题、有方法，但基本都是套用西方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拿不出自己的东西来。第三个阶段是拓展深化的阶段，这和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那一批学者有很大的关系。国内在第三个阶段开始有了一些深化。那么，为什么国内的西方美术史研究跟西方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指出，一是研究条件，二是导师水平。他还补充了一些国内西方美术史方向研究生培养案例，希望通过回顾国内西方美术史方向研究生培养40年的历史，总结其不同阶段的模式与方法，使大家能够看清如今存在的许多问题，对于种种问题的反思，有助于大家看到自己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的水平。 孙晓霞研究员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进行反思，她以《艺术概念史研究初论：基于当前艺术学理论学科困境的方法论探究》为题，在“如何对待来自西方现代的‘艺术’概念及其核心命题？”中提出两点启示：“超越西方的现代艺术观”和“回归‘感性学’‘审美论’”。对于如何并置两种合理观点？她认为，二者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在于现代艺术体系及其核心命题“艺术是审美的”。建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及体系要遵循理论体系的逻辑秩序，设计出具有历史线性结构和参照西学建立起来的横向结构理论体系框架。关于现有理论资源中忽视现代艺术体系的历史研究问题，她提出：一、艺术学理论中多偏重基本原理或门类艺术史的研究；二、传统美学缺乏对“艺术”概念及其现代体系的关注；三、跨学科研究很难顾及“艺术”概念及现代体系的历史。她希望以艺术概念史研究充实艺术学理论体系，从本土理论需求出发，形成一套开放的、多维度的价值判断系统，将中国艺术体系置于一个更新与蜕变的学科结构中再塑，为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艺术学理论体系提供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持。 发言的七位专家学者针对论坛议题从学科定位和研究范式等角度做出了充分的学理阐释，既有新颖的观点和敏锐的视野，也发现新课题，开辟新思路。体现了专家们精湛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会议现场气氛热烈，许多问题均引起与会学者的积极反响和热烈讨论，让在场的博士学者们受益匪浅。 二、分会场发言：精彩纷呈、多元新颖 11月24日下午，与会代表围绕七个分议题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分三个分会场举行，每个分会场各有16位发言代表。 （一）第一分会场：艺术学理论研究 高波、张霞（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分别以《<周易>美学的现代阐释》和《‘含章’的隐喻：<周易>造物思想和艺术格调》为题，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文献《周易》展开探讨。高波认为，《周易》的“时间”观念具有一定的方法论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时间”问题没有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讨论的课题做过全面的研究，但是在西方当中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当中对“时间”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各种哲学和美学讨论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现象学的哲学方法。他通过对《周易》“时间”意识和现象学关于“时间”的分析作了比较，提出“时”“象”“生”“和”与时间观念的内在联系。张霞则从美学概念入手进行探讨。她认为，围绕《周易》对“含章”的概念阐释，能够揭示出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对“文”和“章”的概念阐释，进而释读“含章”何以为美。 最后她谈到，“含章”的隐喻与中国传统造物设计的成器之道。《周易》阴阳交感的思想发展到老子那里进一步推演到对器的阐释，到庄子里面发展了老子的玄学思想，形成了气韵的美学境界。《周易》对于“含章”的规定和阐释，容纳了阴阳合德，刚柔相济，动静相生等多元辩证的思想特质，所有这些共同造就了中国文化一种中正的品格，中国的造物艺术更是如此。 魏毅东、张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以视觉文化为切入点，分别探讨《视觉文化时代的艺术与审美意蕴的消失》和《当代中国电影的侠及侠义精神表述》。魏毅东认为，19世纪照相术的发明扩大了视觉文化的范围势力，根据学术界的判断当代社会是一个视觉文化盘踞着人类生存空间并且不断扩张的时代。因此，他试图用视觉文化的理论视角去观察和判断当代艺术的现象。他认为，从印象主义之后整个的现代派绘画大致可以理解为视觉体验的探索史，现代派艺术对视觉图式的探索就是实际上是视觉艺术领域清除各种非视觉因素的过程。电影和大众音乐的发展推进过程当中也能体现出这样一个倾向。张杰认为，中国是有强烈的侠的文化根源，最早的关于侠的文字记载是《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侠和刺客有相似也有不同。最早的武侠小说出现在唐代，唐代侠客做的是学艺比武，行侠仗义和报恩报仇，随着明初《水浒传》梁山好汉们的形象建立，超凡脱俗的侠义精神开始向世俗化，侠义叙述陡然转身。《老炮儿》的主角六爷是当代电影的侠义形象及侠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张瑞（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通过对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本人宅居设计的四个案例：卜居西山与云谷、迁居考亭、“躬画”武夷精舍来讨论《朱熹的宅居设计：自然审美与风水占卜的互渗》。她认为，通过梳理中国住宅风水亲近自然的审美，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坐标中凸显中国设计的气质。最后总结提到，朱熹自然审美渗透在阳宅风水中，阳宅风水又渗透在山水审美中，二者的相互渗透十分明显的，自然审美与风水占卜的相互渗透，在中国传统宅居设计中的确有相当的普遍性。 耿明松（上海大学）以《先秦时期工艺造物理论总略及其特点研究》为题，从四个方面理解先秦时期的工艺造物理论：一、饰用平衡与“尚象制器”；二、“无中生有”“道法自然”与“物物而不物于物 ”（道家的工艺造物理论）；三、实用与修饰并重（儒家的工艺造物理论）；四、功能与节用（墨子的工艺造物理论）。因此，《周易》讲求饰用平衡、制器尚象，儒家主张实用与美观并重，道家追求“物物而不物于物”，墨子提倡功能与节用等工艺造物观对后来各朝的造物观念产生了或强或弱的影响。最后他重点提到《考工记》的造物观念体现了家国情怀与“致广大、尽精微”的特点，影响到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的写作。 朱宏轩（青岛理工大学）以《论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研究的的相关问题》为题，认为以往的设计史和艺术史更注重经典设计和代表人物的梳理，更多的是上帝视角观察人类历史的现象，现在新的范式要求更广泛的取样，抓住传统事物对非典型的意义进行挖掘和提炼，是平视视角看待造物本身本质的东西，回归本质。他通过《中国传统工具设计研究》的写作，认为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研究范围放在近代动力机械发明以前，与民众生产紧密联系的、更能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具、手工工具及各类辅助工具上，其设计观念更贴近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历史时期为纵线，将与工具设计观念相关联的功能、文化交流、形态、技术水平、生产力、伦理关系等贯通研究。以近千年来中国民间造物的史实为基础，寻找工具设计观念史的主线，这对中国设计史的书写提供一个具体的案例与参考的视角。 黎晟（淮阴师范学院）在《宋代幞头形制演化的图像研究》的报告中认为，对于幞头图像的形制的演化有利于对服装史的研究，对于绘画的断代有可能会有影响。王付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题为《锦上添花：琉璃的中国身份及在传统造物材质中的角色》的报告中，首先对琉璃和玻璃两个不同的概念进行阐述，并提出了对琉璃的类别、中国的古玻璃的来源、琉璃在中国存世较少、琉璃在中国造物材质中的地位等相关问题的深入分析，他以一言蔽之：肯定琉璃的中国身份。在现有的条件下玻璃怎么新生？文化自信背景下如何重塑琉璃文化的产品制作和定位？如何将实用性和传统的玻璃进行区分？王付银也做出了细致的回答。 设计与文化产业研究也体现了当前理论研究的阶段与向度。杨柳（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在题为《1979-2018年新华村金属工艺振兴乡村经济研究》的报告中，基于对云南贺庆新华村持续五年的关注与研究，选取新华村作为传统金属工艺振兴乡村经济的这一典型案例做了细致的分析，并对可持续发展的后续研究进行了相应的阐述。陈学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当代设计构思与美好生活构建的可行性探索——以文创产业空间厦门俱舍为例》同样通过对个案的考察，思考设计服务民生，当代设计构思与美好生活构建的可行性探索，并提出将审美教育从课堂推广到社会，产学研相结合，探索一种全新的文创模式。王重远（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田园综合体中生态公共艺术建设实践》发言中，首先对“环境”的概念进行界定，并阐述“田园综合体”的概念，他认为，在田园综合体当中生态工艺艺术得到很大的应用，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工艺艺术对田园综合体的竞争力有很大的提升作用；第二，田园综合体是农村，农村除了经济发展之外更多的是人的精神面貌，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生态工艺艺术实践。他总结未来生态公共艺术的发展路径是将艺术和管理两者结合起来。 桂慕梅（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针对民间美术的天津剪纸研究的思考，作了题为《天津市春节手工剪纸的艺术人类学阐释—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她对天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这一具体的文化空间进行深度调查，把天津春节手工剪纸进入古文化街年货市场这一具体的文化场景，探讨它的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在结论中指出：这一传统文化场景的传承说明民众对于传统的春节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是一种深刻的持久的根本的东西。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呼斯乐（山东大学）《草原丝绸之路蒙古人与突厥人首饰共性研究——以戒指和耳饰为例》的发言。他以喀尔喀地区外蒙古的头饰民俗和科尔沁的传统的头饰为例，分析少数民族语言对于解读古代文献的重要作用，呈现对少数民族地域民间美术研究的新成果、新思考。 （二）第二分会场：美术史及其方法论研究 此论坛有四位青年学者展现出艺术史书写问题的观察视角。冉令江（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新艺术中心论：论艺术史写作中国模式的构建》一文主要阐述了世界艺术史新的书写方式即“新艺术中心论”。他谈及此次提交论文的源起来自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2016年所出版的《世界艺术史纲》。他认为，徐子方教授此书从一般艺术学的角度出发，在理性继承中西艺术史观和写作模式的基础上，创新性的以“主流艺术更替”和“艺术中心转移”的“新艺术中心论”构建起了世界艺术史观和写作的中国模式，实现了世界艺术的内在打通和融合，对艺术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建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样是关于艺术史的写作问题的思考，刘允东（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试论区域艺术史的书写——以海岱史前艺术为例》具体内容以海岱地区艺术史的书写为例来探讨地域性的美术史是如何来写作。总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相关的概念。第二部分即对区域艺术史写作模式的一种思考。他从六个方面展开阐述：史观、研究对象、时空范围、研究目的、分期、研究方法。最后他认为现代艺术史研究有明显的交叉性，所以艺术史的研究方法肯定是多元的。随后，李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在《从1929年达沃斯论战看潘诺夫斯基图像学阐释的哲学借鉴》的报告中，以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为阐释来叙述西方艺术史写作的描述与阐述问题。尹子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就《<图画见闻志>之画史写作方法》展开论述，她谈到《图画见闻志》是宋代郭若虚承接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后的又一本重要的画史著作。在《历代名画记》的基础之上，有许多创新之处。她从《图画见闻志》的内容概述、各部分结构与《历代名画记》的对比以及史论评相结合的三个方面来探讨它的画史写作方法以及《图画见闻志》在整个画史体系中承前启后的作用和地位。 邱平（广西艺术学院）的《由勘界到化合——细查五代、两宋时期的“勾”、“皴”、“染”形态》主要从轮廓线、界墨、勾皴、山水画中的染、带水墨皴、笔墨交融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刘娅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滕昌祐的芙蓉与鹅》主要从滕昌祐、芙蓉、鹅、芙蓉鹅图、小景图式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立论认为，滕昌祐作为一个过渡期转折点的画家，他的小景图式或者说他对小景图式在北宋后世的确立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滕昌祐作为综合性的文人画家，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一个楷模。殷晓蕾（青岛科技大学）就《由壁上观至壁上思——以南里王村“树下美人图”为中心的考察》展开论述，主要从作品图式构成之源及衍变、作品在墓葬中的布局安排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三个方面对“树下美人图”做更深层次的阐释和解读。她认为，从新疆、西安再至日本，屏风画“树下美人图”一再出现，恰好印证了丝绸之路对于中西文化交融的强有力推动，而多幅“树下美人图”在形制、材质、图式内容、绘画形式和主题表达上的不同也充分说明“图像往往是随着时代和观念的变迁以及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同时，各种题材内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重叠、交织”。 徐学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题为《秦汉殳书研究》的报告中认为，秦书八体是按照张家山汉墓竹简还有《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中国最早的取试内容之一，有八种字体，其中有篆书、隶书、刻符等，最为神秘也是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这个殳书。徐学标主要思路就是对传统的两种主要观点来进行综合评议，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个人的新观点。传统的两种主要观点：一是殳书为兵器铭文，是刻在古代打仗用的兵器上的文字。 二是殳书不是刻在兵器上的文字，殳书是刻在殳形器物上的文字。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殳书是古代自书文字的命名。吴晓懿（华南师范大学）就《新出土战国简帛与题铭形制美学探研》展开论述，他从新出土的战国简犊、帛书以及它的题铭形制展开详细阐述。认为战国时期是先秦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非常活跃，所以体现在艺术品上面也是多样化的。 董少校（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以《方闻风格理论的成就与贡献》为题展开报告，他强调方闻先生的理论是一个个碎片化理论，他的研究工作就是要把碎片化理论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套理论体系。方闻先生的理论体系具体分析起来主要包括形式和结构，就是视觉语言和视觉结构。最后他总结说，方闻先生是在中西方艺术交流中建起一座天桥的重要人物。许俊（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论王国维“完全之人物”的美育模式之建构》发言中，首先引用清华大学的校长邱勇给2017年新生写的一封信展开论述。他认为，王国维是20世纪初最早提出美育并有一系列理论成果的教育实践者。在美育研究中首先提出美育的超功利性和独立性，并在《论教育学之宗旨》当中展开了他对于美育、德育、智育包括体育方面的一些认识和充分探讨。强调美育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可以作为德育、智育的手段，三者共同作用最终实现教育的宗旨。穆瑞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就《海外策展中国艺术价值观念探讨——以伦敦举办的两个中国艺术展览为例》展开论述，她以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的展览为例展开分析。认为策展是一个关于观念的实践，体现的是策展人的价值观念。并“中国古代绘画名品展”和“明代盛世皇朝50年”两个展览为例，探讨“去欧洲中心化”和“去北京化”的海外策展观念问题。 艺术家个案的多维度研究标志着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和理论创新。此次会议也有青年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画家个案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如亓文平（青岛大学美术学院）题为《角色与再现——任伯年写真肖像画赞助模式初探（1868—1877）》的发言中表示：关于任伯年的写真肖像画，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内部研究，比如作品特点、传承，单从绘画角度理解，但是对于作品外部环境考察的则相对较少，比如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关系，可能会给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他以胡公寿和任伯年的书画唱和模式为例，探讨了写真肖像画不仅反映赞助人或者特定阶层的心理需要，更是任伯年交友甚至提高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孙洪伟（齐鲁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在题为《边缘化的启蒙者——丰子恺与中国现代设计思想启蒙》报告中谈到丰子恺其实是很难被定义的一个人。从设计史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丰子恺对中国现代设计有着重要的启蒙意义，其中主要有两条路径：设计思想和设计实践，他以丰子恺最重要的设计史著作《西洋建筑讲话》为例细致分析了丰子恺的设计思想启蒙，最后总结今天探讨丰子恺是有时代价值的，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启蒙者，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第三分会场：学子研究专场 第三分会场专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优秀学子设立，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16位年轻学子的发言选题广泛，观点新颖，均展现出年轻学者思想活跃、勇于创新的特质，给艺术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和朝气，所探究的许多学术问题均触及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显现出创新求变的学术追求和学科转向。 韩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就《浚县泥咕咕工艺的传承与蜕变》展开论述，从泥玩具现在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泥玩具的传承与蜕变，泥玩具的发展的条件跟动因，以及泥玩具存在的问题和经验四个方面对河南省浚县杨玘屯村泥塑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从微观这个层面上去观察一种传统工艺的现代发展，具有很生动的意义。路琼（首都师范大学）在题为《传统手工艺保护视野下壮锦现代设计转化研究》的报告中认为，当下传统工艺美术与传统手艺技艺面对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商品需求的消费时代，如何适合时代发展又具有文脉性与保护传承性，成为了当下社会与手工艺人共同思考与摸索的问题。她以壮锦的现代转型创新发展为切入点，通过传统技艺在现代设计中的定位和纹饰与当代物用之间的关系比对，从发掘壮锦纹饰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改进织锦的现代机器与技术以及加强壮锦纹饰的学术研究等几个方面入手，探讨传统手工艺在现代语境下的创新传承与转换发展的问题。付晓彤（南京艺术学院）在题为《物欲的焦虑：明代“物妖”的观念解读》的报告中结合历代正史“服妖”“墨妖”等将人造之物冠以“妖”名的意图的释读，立足于明代“物妖”的书写语境，对“物妖”这样一种明代中叶以来新的生活方式的评价概念进行三点探讨：一、“物妖”是指反常，非礼的人造之物；二、“物妖”的“妖”本身它含有妖艳靡丽这样的一种外在感官的描述；三、“物妖”实际上是一种内心不安的流露。 孔岑蔚（中央美术学院）就《艺术、结构、视野、观念——现代展览设计的启蒙与嬗变（1920-1960）》展开论述，他认为，现在的人对展览设计有非常大的盲区，他们会把自身经常触及的部分以为就是展览的全部。展览设计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内容上的问题，二是形式上的问题。他总结了四个关键词：艺术、结构、视野和观念。这四个关键词分别对应了四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分别是里特斯基、吉斯乐、拜耶、科布西耶，四个人对应了展览设计从过去到现代再到当代这样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四个节点。王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就《“绳墨”考释——对民间传统匠作工具“墨斗”的设计文化学考察》展开论述，墨斗为什么叫绳墨？他对这个名词做了一番考察。从墨斗的演变以及名称的演变，他总结了古代造物的三大特征：立项取意、比类取意和以物正式。最后他认为，使用工具的活动，可以把它看作是民间工艺造物的原理，进而升到哲学的高度，反映出古人对传统道与器关系的一种哲理性思考。贾旭（广西艺术学院）就《“象”与“真”：从《荷花影》谈齐白石晚年艺术趣味》展开论述，齐白石《荷花影》中的“影”和蝌蚪逐“影”，反映了齐白石绘画里体现中国文脉的一种童趣，或者说他对于日常观察的一种真正的见解。他认为《荷花影》作为齐白石晚年的重要代表，“象”与“真”就是齐白石晚年真正的艺术感。 张娜娜（中国艺术研究院）就《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空间秩序的裂变与传承》展开论述，在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浪潮中，人们的民族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背景随着人口以及居住地的迁移而发生改变，文化同质的现象也愈发明显。因地域所孕育和形成的民族文化价值以及人们特定的文化空间受到了难以抗拒的冲击，如何平衡以及解决旧有的文化价值与重建的空间秩序始终是研究的课题。她总结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空间的再造与传承对于他国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具有双重意义，其目的在于将中华文化记忆得以保护和传承。在找寻乡愁记忆的过程中应将这些富有意义的文化符号进行汇集和重构，寻找归属感，在新的层面上为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型寻找到有效的途径。宋文禄（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就《“鲁人徙越”——设计与市场的关系思辨》展开报告，主要是从鲁人徙越的渊源及延伸，以及设计思想实质，还有设计与市场的关系思辨，以及它的现代启示意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由此，从国家顶层设计战略、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企业设计师综合素质培养三个角度思考鲁人徙越设计思想给他们带来的启示意义。 赵瑾（故宫博物院）题为《故宫南大库区域2015年度H2考古发掘简报》的报告中分享了故宫南大库区域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作为2015年南大库这个区域考古发掘的参与者，她分析确定这一块区域是类似于宫内生活的垃圾场地，因为不但发现了官窑瓷片，还有民窑的瓷片。这些民窑的瓷片从造型纹饰可以看出时间应该是明代中后期左右，同时也说明宫廷内除了御用瓷器以外，也大量使用民窑的产品。梁富新（黄河科技学院）在题为《中国设计史中的赞助现象研究——以陶瓷为例》的报告中认为，赞助因素在整个陶瓷艺术风格的变化、陶瓷工艺的传授与交流，陶瓷经济的发展、陶瓷理论的成书与编译等等各个层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他以《景德镇陶录》为例，提出赞助在陶瓷整个的发展过程之中它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围绕陶瓷艺术而构建起来了政治性赞助、经济性赞助、技艺性赞助、艺术交流性赞助、宗教信仰性赞助、社会公益性赞助、理论研究与传播性赞助等多种陶瓷艺术赞助模式。最后他认为，通过对中西方赞助机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思考时代变革对赞助机制产生的影响，进而引导我们思考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艺术赞助机制的发展途径。 赵佳琪（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就《乘物游心——中国传统审美方式“把玩”的文化诠释》展开论述，她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各个朝代，尤其他们经常说盛世收藏、乱世黄金，在各种生活的状况下，他们都会把一些追求或者是美好的生活寄托在一些器物上面。这样的现象引发了她的思考：无论他们的社会或者生活方式如何变化，这种把玩的审美方式依然存在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所以它包涵着非常深刻的中国人独特的一种文化传统。她通过对“把玩”的层次划分，认为“把玩”当中这种身心的感知，最重要或者最基本的就是人在欣赏时调动的一种感官，这种感观还包括触觉、视觉、听觉。“把玩”当中还有非常深厚的时空观念，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对于时间的认识、对于空间的认识，这个空间不单单是具像的，而是他们心灵上的空间。 于丽丽在题为（山东建筑大学）就《“宋人古法元人韵”——“二居”的绘画理念》的报告中认为，“二居”在自己的家乡去描绘当地的风土人情，主要的绘画理念就是“宋人骨法元人韵”，他们师承关系主要是远师宋元绘画，近法就是南田，并在恽南田的“没骨画”的基础上又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主要是对水元素的运用。“二居”的绘画创作理念，注重“以形写神”，就是对写生的重视。对花写照，可以说是对“二居”绘画花鸟草虫的本真的溯源，也是他们写生意识与意境营造的最好的说明。刘震（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就《中国古代设计文献散佚及校勘问题研究》展开论述，他认为，研究设计文献要接触真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要向文献学、版本学、向目录学学习，从事设计学文献的考据和文献的校对，这个是基础的工作。我们现在对古文献研究的研究基本上是两种方式。一是文献选编、汇编、纪要，就是把这些文献全部整理成一本书，然后分别用现代白话文去释读。另一类是聚焦于专门的设计理论专著内容的校勘与评述。如果要做设计文献的研究或者是校勘的话，有两个参考思路，一是应该从明清的官方的类书这个里面去找寻，二是从日本的角度去研究。 乔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提水桔槔”之设计伦理反思》的发言探讨了设计伦理当中关于造物异化问题的思考。他通过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动物园效应”，第二个方面是精神与官能的双重异化。最后他提到，当代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使人变得越来越机器化；相反，人工智能的引入，使机器变得越来越人化，这种双向错位的发展模式必须加以遏制。李楠（山东大学）在题为《由“织”至“绣”：东疆维吾尔族织绣纹样中的内地因素》的发言中，主要探讨了东疆维吾尔族织绣纹样中的技术与审美的互动关系，把研究的视角从以往关注的南疆转向了东疆地区的以吐鲁番和哈密为核心的研究的重点。通过具体案例和材料的分析上，他认为在时间上，历史的递变过程中和地域的递变过程中，由织到绣的审美，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要询问的新疆地区的织绣纹样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它背后的因果关系。杨柳（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就《从陈曼生到格罗皮乌斯——浅谈东西方陶瓷设计方式》展开论述，通过陈曼生和格罗皮乌斯的陶瓷设计对比，探究东西方的设计方式和设计理念，突显东方设计方式的独特。最后通过自己在无锡创作紫砂壶的经历，提出探索一种新的设计生产方式，即逆向手工的生产方式。 三、结语 三个分会场的主持嘉宾抛砖引玉，评议嘉宾画龙点睛，发言代表妙语连珠，让参会人员对艺术学各学科专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学术眼界得到进一步开阔。此次论坛为艺术学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学者、青年才俊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和学术成果展示平台，旨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自觉”中，呈现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优秀学子们对艺术学各学科的新发展、艺术的新形态做出的新观察与新思考，既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次学术盛会，也是山东省艺术学学科的一次盛会。论坛的召开必将推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同时促进山东省艺术学学科体系的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新趋势，重新思考与判断艺术学研究在文化自觉新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学术使命成为必然。因此，在坚守中国艺术学学科本土化学科体系核心下，积极梳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及地域资源，以更加自觉与自信的立场和眼光来思考中国传统艺术造型体系、造物思想以及地域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凝铸，思考中国当代艺术设计与美好生活以及艺术化乡村建设，共同推动中国艺术学研究向未来的新领域、新话语、新范式的转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