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摆脱了以生产力和效率为特征的早期计算时代，正迈入一个依靠技术提升个人和社会幸福感的科技体验时代。诚然，技术是令人兴奋和愉悦的，但技术也往往会增加人们的焦虑和失控感。那么，在日新月异的大变革中，应该如何善用科技进行设计，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幸福感呢？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悉尼大学软件工程系教授、ARC（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未来研究员和积极计算实验室主任拉斐尔•A.卡里罗（Rafael•A.Calvo）教授受人工智能交互设计院邀请来百度分享，做了《积极计算——用设计和技术提升人类幸福的研究与实践》的主题演讲。 01什么是积极计算 演讲开始，卡里罗教授播放了Superflux Lab在2015年制作的小视频《UNINVITED GUESTS》（注：译作《不速之客》），视频讲述了70岁的托马斯在妻子去世后独自生活，他的孩子们让他使用一些智能产品来远程监控他的饮食、健康、睡眠、运动，但是托马斯似乎并不喜欢这些“不速之客”。 （视频链接：http://superflux.in/index.php/work/uninvited-guests/#）
卡里罗教授认为尽管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且人们有足够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但人们不一定过得比20年前更幸福。追根溯源，就是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并未将“幸福”纳入考量，所以技术并未很好地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因此卡里罗教授提出了“积极计算”，即“使用设计和技术来提升人类幸福、发展人类潜能的工作”。
积极计算依赖于多学科的有效结合，如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设计学等，其中心理学领域关于幸福的理论和研究是根基。 02积极计算与设计的整合
根据设计方法与积极计算的整合程度的不同，卡里罗教授归纳出四类不同的设计： ▪︎不整合（Not Positive Computing）：技术或设计未系统地考虑“幸福”。不整合设计被认为是“现代技术的底线”，主要包括多年来那些没有重视或考虑用户幸福的产品设计。 ▪︎ 预防型（Preventative）设计：在设计周期中发现阻碍幸福的错误设计，并通过再设计进行纠正。设计和测试的迭代过程中，清除那些阻碍幸福的因素。如，网络暴力会让人们痛苦，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如自杀）。一个改善此问题的设计策略是实名制替代匿名制，并建立相应的声誉系统，减少用户发布破坏自身声誉的言论的可能性。
03“幸福设计”的工具 我们该如何把在积极计算理念应用到设计中呢？卡里罗教授列举了一些设计工具、框架方法。 ■ 幸福感的决定因素 在深入分析有关“幸福“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后，卡里罗教授总结出一些与幸福感有关的决定性因素，如胜任力、自主性、联结/关系、投入、同情心、意义。设计师可以在头脑风暴、分析问题、检验效果等不同阶段结合使用这些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卡里罗教授认为胜任力、自主性和关系最为关键。 ■ METUX模型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进行“幸福设计”，卡里罗教授分享了他的一个模型——Motivation, Engagement and Thriving in theUser Experience (METUX)。
在考虑用户体验时，应该从4个层次进行考虑： ▪︎ 第一层是“界面”体验：用户与产品交互时的体验如何。 ▪︎ 第二层是“任务”体验：界面之上是用户完成的任务。如利用智能手环计步，用户在完成任务时体验如何。 ▪︎ 第三层是“行为”体验：任务之上是用户的行为。如用户购买智能手环的目的是运动，此时行为可能是跑步、骑自行车。因此产品在任务之上应该深入关注用户行为上的体验。 ▪︎ 第四层是“生活”体验：行为会对生活产生影响。如运动过量可能导致身体受损。 在设计过程中，应该关注“胜任力”、“自主性”和“关系”三个关键因素，这些基本心理诉求是动机、投入感和幸福感的根本。（有关METUX模型，可通过卡里罗教授的论文《Designing for Motivation, Engagement and Wellbeing in Digital Experience》详细了解） 04“积极计算”的实践案例 演讲的最后，卡里罗教授分享了诸多“积极计算”的精彩实践案例，比如：一个为哮喘病人服务的健康管理APP。 卡里罗教授对患有哮喘的年轻人进行调研，并提炼出了该人群的心理需求，同时在产品设计中，充分考虑并利用上述提及的因素和工具。 ▪︎ 在胜任力方面，哮喘病人最大的痛点是无法控制或改变环境，只能被动接受。所以APP会通过提供紧急求助和指导、哮喘控制建议等功能让病人觉得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病情，不让他们那么无助。 ▪︎ 在自主性方面，APP会要求用户记录自己的目标，比如旅行，踢球等，以提升他们的健康管理的动力。 ▪︎ 在关系方面，得了哮喘的年轻人不能随意跟朋友一起运动或者抽烟，他们觉得自己和伙伴之间失去了连接。所以APP在设计上会考虑如何帮助病人建立关系。 最后，卡里罗教授为本次演讲做了三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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