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三方面的概述。文章认为，传播学在中国主要由新闻学人士加以研究有一定的偶然性。要求传播学“本土化”，本质上建立在与西方传播学“划清界限”的思想认识基础上，但其实传播学中的不少理论(例如“议程设置论”、“公共领域”等)一到中国就被赋予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理解。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现在已经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方法论上，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思维方式的结合。 【关 键 词】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一、新闻传播学的分化 1690年3月5日，德国莱比锡大学经答辩通过了博士学位申请人托拜厄斯·波伊瑟(Tobias Peucer)写的论文《关于新闻报道》(De relationibus novellis)。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新闻学论文。他的导师为瑞申堡(L. Adam Rechenberg)教授，后来是莱比锡大学校长。这篇拉丁文论文从29个方面对新闻报道的形式、动机和方法进行了历史概览和分析，展现了17世纪处于研究萌芽期的具有争议性的社会现象之一，即报纸以及新闻作为公共话语的兴起。① 然而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则是200年后的事情。17—18世纪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发展颇为缓慢，因而新闻学难以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只有少数人就新闻传播业写过文章。工业革命的兴起、通讯社的出现、电报的使用、国民教育的普及、知识税的废除等等新情况的出现，使得欧美的新闻传播业得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急遽膨胀，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马克思语)。②此种情形下，对于新闻传播业的研究自然被提上日程。因而，19世纪末首先在德国、瑞士的大学里开设了新闻学(又译“报学”)课程。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设置新闻学院，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形成。 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开始于1918年10月，其标志性事件是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蔡元培任会长，从美国学习了新闻学和经济学归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徐宝璜教授(时年24岁)为副会长兼导师，另一位研究会的导师是邵飘萍。1919年，徐宝璜的著作《新闻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此前梁启超于1896年开启政治新闻学(从政治角度观察新闻传媒作用)的传统，这种论述传统被后来的中国各政党运用来服务于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期形成的“党报理论”，亦属于政治新闻学的传统。 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大体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五大学科)从不同方面为传播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40年代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进一步为传播学提供了新鲜的理论支持。一战和二战的宣传战和电波战，直接促成了传播学首先在美国形成。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以欧洲人文—历史—哲学为背景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形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只有几个学者知悉外国有个传播学。传播学在中国公开被知晓，开始于1978年。1982年由新闻学界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1987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被承认是一个学科。 新闻学最初在理论、业务上是不分的，例如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等著作，结构上是“理论+业务+经营”等报业各个工作系统的综合论证。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其绪章和结束语，其实不是新闻史，而是新闻理论研究。 传播学不是一个严格的学科体系，传播学者们各做各的，研究角度很不相同。目前我国学界已经从过去将传播学分为两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改为分为三个学派，即经验—功能主义学派、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③ 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出于服务功利目的的需要，无形中形成大体五个研究板块，即控制研究(传播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渠道(形态)研究、受众研究(调查)、传播效果研究。 欧洲批判学派即结构主义—权力学派，包括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法国的符号学和批判理论等等。他们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人生活在具体的符号体系之中，因而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在这样思路的研究中，又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的居多。 在传播科技发达的现代，对信息的载体——媒介形态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即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一说表达了这个学派的基本的认识要点，即新的媒介形态本身(不是内容)对改变社会结构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观点在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的变革中，被凸显出来，并被完善为“媒介即环境”的思想，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 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一度被政治化，以致完全被政治替代(文革时期)。1978年恢复研究之时，是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的。与此同时，传播学通过开启的中外学术交流，被我国新闻学界所知，并主要在新闻学界展开引介和研究。如果说最初的学界分化，那么新闻传播学科的最大分化是新闻学、传播学作为两个研究系统的分化，而且当时分工比较明确。 所谓“新闻学”，主要是指传统新闻学的理论、历史和实务研究；所谓“传播学”，主要是指传播学理论以及各种非新闻传播的社会传播现象的研究，诸如广告、公共关系、出版的研究。 我国恢复新闻学研究之初，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对学术规范的无知，“新闻××学”或“××新闻学”一度泛滥，一些文章把新闻工作中的问题，通过经验性质的描述，就轻易构建出个“学”来，文章的作者们误以为把某个问题的研究称为“学”，就能够上升到学术层面。于是，新闻学被分化为更多的“学”。关于这一点，可以在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词典》④中窥见一二，其中关于“新闻××学”或“××新闻学”的词条就有约40种。有些词条的设置，现在看起来显得颇为幼稚，但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高校教学领域，“新闻学”被更细地划分为新闻理论(除了一般理论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史(进一步分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新闻实务(进一步分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等等独立的课程)、广播电视、传媒经营等等。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媒经营后来以“媒介经济”冠名，脱离“新闻学”，成为一个硕士生或博士生的独立专业方向。 就“传播学理论”这个传播学研究的话题而言，亦被划分为更为细致的不同学派的研究，尤为彰显的是美国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 新闻传播学转向学术性的深化研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学科“学”的分化不再无限扩展，过去提出的许多“学”没人再提起，保留下来的有发展潜力的研究话题，得到了深化研究。 新闻史研究，21世纪初已经完成了宏观中国新闻史的系统化陈述(代表作为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接着又完成了宏观中国传播思想史的系统化陈述(代表作为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通史》三卷4册本)，以及外国新闻传播史的宏观陈述(代表作为陈力丹著《世界新闻传播史》第二版)。目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流，向阶段史和个案史方向深化；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主流，向分国史方向深化(“十二五”期间将完成G20分国史教材，完成英、法、德、西、葡五国新闻史的研究专著)，每年都有一些新发现、新材料或新的研究领域出现。另外，采用较新的历史学方法论重新审视中国宏观新闻史，亦是未来“十二五”规划中一些学者准备做的事情。 新闻理论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系列深化研究的专题著作。目前新闻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整体结构仍然较为陈旧，需要创新思维。 鉴于中国新闻传播业被推向市场经济，20世纪末至今，传媒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传媒与社会冲突的法治解决(新闻法治)，成为新闻传播学中两个紧密相连的不衰研究话题，积累了大量个案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译著和一些国人的论著。目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已经出台了由新闻传播学界参与完成的《广播电视节目标准》(即广播电视行业的业务规范，约100条，徐迅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亦完成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的成果《中国新闻职业规范蓝本》。 新世纪初，传播学研究中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从原有的传播学体系中脱颖而出，即媒介形态研究，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以传播学第三个学派(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的身份得到学界的认同，一批译著和国人的论著接连出版。熊澄宇主持的“清华传播译丛”，从这个视角选择了一批相关著作(出版于2002-2004年)出版，促使国内学界关注媒介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同类译著中较有理论价值的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媒介环境学译丛”(2008年开始，何道宽主译)。许多关于新媒体的研究论著，亦从媒体形态而非传播内容入手考察，引发了传播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变化。这方面，我国七八年前已有了专题的博士论文。现在，跟进传播科技发展态势的研究，力度颇大。例如微软开发“人立方关系搜索”技术之际，我国的研究者便立即跟进反应，不仅及时介绍这种传播新技术，而且在理论上给予观照。 20世纪90年代媒介经济这个话题从新闻学研究中分化出来，至少在几个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成为独立的研究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三个博士生培养方向中，媒介经济与新闻学、传播学的培养方向并列。媒介经济的研究，鉴于社会需求旺盛，造成了较大影响。这方面的行情分析类论著较多。 从传播学角度观察舆论现象，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这也是从传播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重要话题。经过20多年的舆论调查的学术积累，现在已经发展到即时的网络舆情分析。从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舆论研究所每月出版一份舆情分析报告(喻国明主持)。 二、新闻传播学的整合 我国最早专门研究传播学的人员，多数来自新闻学科，因而新闻学研究和教学人员与传播学结缘。传播学研究的是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新闻是信息的一类，自然属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一般信息传播的原理用于研究新闻信息的传播，可以为传媒的主持者和政治当权者带来利益，特别是关于受众接受信息的规律性论证，以及经常更新的关于传播效果的数据，具有直接的功用。这种实证研究，推动了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的结盟。 新闻学与传播学结盟，最早开始于美国，并进而影响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于1978年10月访问中国的来自西方世界的第一位新闻学者、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谈的是传播学，因而直接影响到接待他的中国新闻学界开始关注传播学。1982年4—5月访问中国的第一位专职传播学者、夏威夷东西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韦尔伯·施拉姆，本身就是新闻教育家，同时又是美国最早的传播学博士教育的创始人，这种情形再次给予接待他的中国新闻学界一种强大的暗示：由新闻学界来研究传播学，义不容辞。于是，就在施拉姆来访的当年11月，由中国新闻学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从而造就了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整合的起点。 以浓重的人文—历史—哲学为学术背景的欧洲学者，针对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服务于大众传播业主的利益，以批判的立场介入研究。结果，被批判对象的研究者和批判者殊途同归，新闻学与传播学被拖入到同一个广大的研究视角下。 不过，由于传播学涉猎全社会各个领域的传播现象，视野十分开阔，因而同时与其他人文—社科学科也存在密切关联。只是比较而言，与新闻学的结盟更为紧密。 在较长的时间内，新闻学归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科划分中的“文学”之下。这种划分继承了解放前学科划分的传统，有不够科学的地方，但一直如此。1981年，改革开放以后毕业的第一批学习新闻学的研究生，被授予的便是“文学硕士”学位。1983年以后，新闻学的学位从“文学”转归到“法学”之下。 1987年以后，新闻学力争“独立”地位，扩大自己的地盘，于是把传播学正式拉进自己的领域。怎么称呼呢？叠加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的时候又被简化为“新闻传播学”(这种说法应该是偏正结构还是并列结构，无人能说清楚)。如果说这是一种学科的整合，那仅有词汇上的意义。此外，为了正名，讨论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十几年不衰的无解话题。 进入21世纪后，新闻传播学又被转回到“文学”的大学科之下。至今，在相当多的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仍然与文学专业捆绑在同一个学院里。新闻传播学专业能否得到较快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学院的主要领导人是否出身于新闻传播学专业。其实，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差别在信息时代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信息传播，文学文本的创造和接受，是审美；而说明性文本(新闻和其他说明性文本)的创造和接受，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界有少量论文讨论过这种性质不同的差别。⑤ 然而，就在这些形式主义的“整合”引发无谓争论的数年内，我国进入了网络传播普及的时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整合已经不是理论，而是实践的问题了。学科本身叫什么不过是个符号称谓，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变得模糊，真的整合了。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新闻理论研究就开始融入大量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理论，诸如信息、信源、信宿、反馈、渠道、受众、舆论领袖、二级传播、传播效果、议程设置等等。甚至一度还有过取消单纯的“新闻理论”、直接将新闻理论与传播理论作为一门课程的建议。从当时新闻理论教材的结构看，二者的结合虽然有些生硬，但显现出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被整合学科的自身努力。 我国设置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为国内巨大的传媒业市场服务。因而，新闻理论作为新闻传播的专业性应用理论，应该有独立的地位；而传播学理论，是较为宏观意义的信息传播的规律探索，它涵盖新闻传播现象的研究，但不能替代较为微观的新闻理论。事实上，经过二三十年传播学的引入和运用，在关于新闻传播现象的研究中，大量运用传播学理论来说明各种问题，已经变得很平常了。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是一种现实，而不再是想象。 在新闻传播学界，常挂在嘴边的传播学“本土化”，本质上建立在与西方传播学“划清界限”的思想认识基础上，然而信息时代的生活改变了这种先验的设想。没有纯粹的西方和东方，全球化造成了思想的流动和融合。西方新闻理念中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中国式的思维，例如能够在那里发现类似中国典型报道和民生新闻的报道内容；而传播学中的不少理论(例如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在中国的论述中其实早已变味，被赋予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理解。 不仅传播学的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年传播学的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也开始渗透到研究新闻现象中了，主要表现在对各种传媒行为商业化的批判上。在新闻学的话语中，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成分无形中越来越多了，原本只有少数学者知道的欧洲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现在变得颇为大众化，例如本雅明、马尔库塞、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哈贝马斯、罗兰·巴特、斯图亚特·霍尔等等。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大陆，新传播科技迅猛发展。网络传播的普及，以及以互联网为平台的web2.0的发展要求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适应新的传播技术环境。不知不觉中，研究话题和方法的整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学科内容分化过程中稳定下来的一些话题，其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新传播科技给新闻传播实务的教学和研究也带来了整合的要求。不仅过去的“新闻实务”要转变为“新闻与传播实务”(包含各种非新闻类信息的传播实务)，而且以往以报纸实务为背景的采、写、编、评等，必须适应新媒体的环境，整合为能够适用于各种媒介形态的新闻与非新闻类信息传播的实务。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正在做教学方面的改革尝试。 新闻传播学研究整合的视角，来自传播科技的发展。学者们正在试图从科学技术的宏观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类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它的功能不仅是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传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种媒介形态往往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态所代表的科学技术，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体发展、媒介形态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得以获得了超越单一媒介形态的研究视野。 在传播科技五光十色的变化面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视野。互联网和web2.0兴盛之际，已经把眼光投向未来的“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和web3.0甚至N.0了。物联网即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Web3.0的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联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问： “当信息获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为强大的个人信息终端更加普及的时候，人们对于大众媒体的依赖会发生什么变化？公众还会像今天这样局限于对孤立事件有限形态的了解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被动位置吗？” “曾经让新闻学拥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在今天也面临着信息通讯技术应用带来的震荡。经典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各个学派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着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经典传播学研究本身已经直接面对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战。”⑥ 还有学者从文化传播的层面对物联网的潜质做出评估，认为一方面“物联网解决了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的虚拟间性难题，在传播行为里增设了‘物’的维度和‘真’的依托，这为数字传媒时代的思想文化传播创造了‘此在’的可实证性和观念体认的可证伪性，从而开辟了文化传播的新视野”；然而在另一方面，物联网多样的传播途径和复杂的内容给网络监管带来难题，物联网的物本主义导向也可能使思想文化传播的人文精神受到挑战。⑦ 正是在这种外部环境的压迫下，新闻传播学的很多问题已经不能在原来划分的范围内得到回答，打破学科内不同领域的界限，甚至打破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新的思考方式。 传播学研究本身，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已经较难清晰地分清某项研究属于哪个学派，因为不同的方法论正在融合。中国学界近些年比较集中的研究为传播学起源奠定理论基础的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同学术立场的融合表现。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论著，相当一部分很难说清楚属于哪种学派的研究。 我国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现在已经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新媒体及数字化的条件下，原来的真实与虚拟的理解与界说，已经缺乏解释力了。这种情形要求新闻传播学者思考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现在的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两种世界之中。在虚拟世界驻足的时间越长，在现实世界驻足的时间就越少；在网络等虚拟世界中越是想让大脑和眼睛获取“无限”信息，人的身体就越是被禁锢在极为有限的现实空间中，甚至就在一把椅子上。真实中的不真实与不真实中的真实，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在一般的观念中，真实意味着可触、可测、可检验，反之便是不真实。然而网络等新媒体颠覆了这种认识，虚拟≠0，网上的聊天和信息传通，虽然不是物理符号的在场，但就信息与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现实生活中缺少实在与真实。虚拟与现实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互为因果的真实关系。它改变着传统的真实理念，而且改变着对真实的理解。⑧ 于是，“虚拟真实”的概念得以挑战传统的现实真实。在虚拟真实中人们可以与储存数据和消息的环境互动，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实”地呈现。在虚拟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创造全新的信息环境，并在其中获得新的体验与能力。⑨这种情形下，网络传播时代的信息、信息环境真实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重新阐发。 也正是新媒体的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促使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得以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综合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以人文的思路来质疑这个新环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庆55周年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借用尼尔·波兹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个问题： “1.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3.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人类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其中波兹曼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执着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机器，结果，我们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新媒体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信息垃圾堆放场。”⑩ 一些新闻传播学界人士已经认识到，在讨论新媒体的众声喧哗中，需要批判的视野。对于媒体融合等媒介科技的变革，学术研究关注点不宜仅仅集中于媒介内部以及技术本身，而要将这种变化放在一个宽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阐发。“技术垄断文化，文化向技术投降”，这种可能的结果需要学界向社会发出警告。正是在新闻传播学从分化到整合过程中，我国学者获得了这种较为清醒的认识。 当前中国媒介技术的迅猛变革，以及由此激发出的民众、社会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罕见的。关于媒介技术、媒体融合，我国从来不缺乏中国经验，在新媒体实践和研究方面，我国的学界与世界同行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丰富的中国经验可能催生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创新能力。 “未来的传播学领域将聚合起更多的学科背景，面对人类与大千世界的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借助多元学科知识、使用多元科学工具与方法，深入探讨信息传播和系统控制的特点与规律，建造起更具说服力和适应度的理论体系。”(11) 三、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方法，基本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模式，同时带有较强的经验描述性质。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著作，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解放后，这种研究方法在1954年前后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被以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为代表的政治思维和报纸社论的写作模式所替代。因而，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不多的新闻文章(直到1982年才出现解放后第一本教材式的新闻学的著作)，基本是这类模式，尚谈不上学科的研究方法。甚至量化分析的方法被批判为“唯心主义糟粕”。1980年，一位研究者写道：“不少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统计、逻辑和数学的方法……随之还相应地出现一些数理公式和逻辑符号，使人看后实在费解……其实，不过是些唯心主义糟粕。”(12)这段话在发表的时候，很平常；然而，今天读来不免令人扼腕。这不完全是个人的过错，而是当时历史环境造成的一种认识。 对量化分析的漠视和否定，主要在于那时我国的新闻学界尚不知道什么是科学方法论，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尚来得及纠正。研究者们必须把新闻学看作是“有立场”、“有感情”的学问，“我们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是更好得多吗？”在那样的背景下，任何涉及“客观”、“纯粹”说法，都会被视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少起了涂脂抹粉的作用”(13)。“客观”了，“纯粹”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就无法划清。而量化分析，至少形式上是不讲这些的。 传播学中最早出现的经验—功能主义学派，一开始就使用了主要来自社会学的量化分析方法。这种研究方法，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论著被引介到中国而逐渐被中国新闻学界接受。 1982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组织的北京地区新闻受众的调查，首次使用SPSS社会科学软件包进行统计(主持人陈崇山)，其系列调查报告采用的基本是传播学量化分析的方法。(14)1983年，新闻学刊物上开始设置“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讲座栏目。(15) 1987年，祝建华发表的论文《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可能是最早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判别——已不能适应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需要借鉴“科学方法论”。文章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要义：科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科学原理。科学的结论通常用两种方法来保证其有效性：要么由经验证实(尤其是数据)予以支撑，要么由逻辑推理予以保证。(1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常规化的新闻受众调查的主要操作，转移到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首任所长甘惜分，现任所长喻国明)。那时，一篇比较简单的量化分析报告，便被视为较重要的论文。现在的舆论研究所(属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已经成熟到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即时的舆情分析和信息接受的心理实验分析了。 在方法论方面，需要提到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学论集》第13辑，此辑为“系统科学与新闻学专辑”。在这一辑中，系统科学——主要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诸如信源、信道、信宿、信息流、信息量、反馈等名词，被学者们一再重申。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研究规范的问题被提上日程，新闻学论文开始从政治思维和党报社论话语状态逐渐回归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传统，与此同时，传播学经验主义学派的实证研究(当时主要是量化分析)方法也逐渐在高校研究生论文中得到倡导。进入21世纪后，传播学研究方法成为主要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基本课程。说明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成为硕士、博士论文绪论部分写作的格式化要求之一。 现在，至少在几所主要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SPSS社会科学软件包要求的量化调查和统计方式，本科生都会使用。高校“挑战杯”、“创新杯”等的大学生论文和调查报告的竞赛中，SPSS社会科学软件包的使用很平常，获奖的不少。 传播学实证研究中的质化分析方法，在2002年陆晔、潘忠党的论文《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17)影响下，也得到一定的推广。 最近几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连续举办暑期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班，大部分主要高校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先后参加，已经使得证实研究的量化和质化的分析方法得到普及。 现在新闻传播学质量较高的文章，通常是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相结合，新闻学研究的话题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例如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触时间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构逻辑》(18)，便是典型。该文深化了“媒介接触时间”这个新闻学的话题，作者们同时着眼于量和质两个层面，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分析路线，并在全媒体生态的大背景下，以时钟时间和社会时间相结合的方式来描摹受众的媒介接触图景，通过日记法来同步展现人在时间序列上的行为空间、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在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媒介素养、媒介印象四个维度上对受众特征进行深度把握。 传媒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微观的认知神经传播的研究(使用眼动仪来观察测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间的变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完成的论文《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19)，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该文通过眼动仪(MMN实验)，证实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在脑认知机制上的差异及不同特点。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采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这项实验表明，纸质报纸需要调动更多的人脑机制参与，而电纸书报纸调动人脑的程度相对小些。实验同时证实，人们利用纸质报纸和利用电纸书报纸阅读内容时存在认知方式上的明显差异，电纸书报纸的认知发生更加全面均衡。 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对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技术挑战。换一种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动能这样被机械地研究吗？唯一会思想的高级动物，在自己创造的技术设备下变成了可以被精确测量的物，但人不是无机的物。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科学方法论兴趣盎然，这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好现象。这个时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单纯使用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历史—哲学的理性思维。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学—历史思维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化浸润之后，很快转入传播学“科学方法论”的窠臼，相对原来的政治化思维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经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机械和无深度。因而要具备这样的基本认识：无论“科学方法论”名下的各种方法如何新颖并在实证方面显得有效，人文—历史—哲学的逻辑分析比单纯的量化分析更显示人的思维特性。 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内已有一些论文指出了这类问题。一位作者写道：“不管有没有必要，几乎所有的课题论证都要写上那么一点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拿出来的大量课题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调查加对策报告，这些在方法论上有严重缺陷的报告不但对于理论没有贡献，而且对于实践也没有指导作用。”“随着科学理性压倒性的胜利，在与传播学术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数据成了社会稀缺资源，似乎谁都需要数据，似乎只有数据才能代表科学……这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实证研究的交换功能日渐显著，在中国迅速完成了货币化的历史进程。”(20) 有鉴于此，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适当重温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 注释： ①Atwood R. A.; de Beer A. S. The Roots of Academic News Research: Tobias Peucer's "De relationibus novellis" (1690),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2, Number 4, 1 November 2001, pp. 485-496(1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③胡翼青：《传播学：学科范式与范式革命》，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④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陈力丹：《试论说明性信息的接受特征与引导舆论》，《现代传播》，1998年第6期；方毅华：《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多重审视》，《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 ⑥高钢：《物联网和Web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2期。 ⑦欧阳友权、欧阳文风：《物联网的形上之思——物联网给我国思想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挑战和对策》，《求索》，2010年第9期；王治东：《物联网技术的哲学释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2期。 ⑧闵惠泉：《真实与虚拟：新媒介环境下的追问》，《现代传播》，2010年2期。 ⑨马忠君：《虚拟化生存的基础》，《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 ⑩孙玮：《媒体融合与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2期。 (11)高钢：《物联网和Web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2期。 (12)《战后美国新闻理论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论集》，1980年第1辑。 (13)《什么是新闻——关于新闻的定义》，《新闻学论集》，1980年第1辑。 (14)首都新闻学会：《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5—6期，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专辑。 (15)《新闻学会通讯》，1983年18—19期，刊登多篇讲授调查方法的文章，其中包括译文《美国民意调查方法介绍》。 (16)祝建华：《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新闻学论集》，1987年第11辑。 (17)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 (18)中国受众媒介“接触—使用”状态定量研究课题组：《媒介接触时间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构建逻辑》，《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9期。 (19)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关于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的脑认知机制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1期。 (20)胡翼青：《传播实证研究：从中层理论到货币哲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3期。 来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京)2011年4期第23～29页 |
